《纽约时报》16日刊发专栏评论，以播客访谈形式对话保守派司法观察家、《屹立的最后分支》作者萨拉・伊斯格，聚焦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行政权力扩张、联邦最高法院的制衡作用，以及近期美以联合对伊军事行动引发的宪法争议。文章指出，特朗普正站在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行政权持续扩张的终点，而其单边推动的伊朗战争与国内政策一样，在司法与立法层面遭遇双重挑战，更折射出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在国会失灵下的深层失衡。
以下为网“天下事”摘编：
重返白宫一年多，特朗普延续了过往执政风格，将单边行政行动推向极致。国内层面，他试图以行政命令包揽核心治理权，从全面掌控联邦机构、动用《敌对外侨法》、联邦化国民警卫队，到全球加征关税、试图修改出生公民权，甚至介入选举规则、针对政治对手发起司法报复，几乎所有重大政策均绕开国会。而在外交与军事领域，这一倾向表现为2026年2月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“史诗怒火”的军事打击，以“阻止伊朗拥核”为名，对德黑兰核心区域实施空袭，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，引发地区局势剧烈升级。这场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，成为特朗普行政集权最具争议的延伸——依据美国宪法，国会拥有宣战权，而特朗普政府仅凭总统行政决断便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，被两党议员质疑违反《战争权力决议案》。
这一系列单边行动并非特朗普独创，而是美国百年行政权扩张趋势的极致体现。从进步主义时代西奥多・罗斯福、威尔逊推动行政权扩张，到奥巴马“笔和电话”式执政，美国过去百年一直在进行一场“让总统包揽一切”的治理实验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往届总统即便动用行政权力，仍会尝试寻求国会背书或法律解释空间，而特朗普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对伊动武，均完全绕开立法分支——在三轮美伊间接谈判破裂后，他未与国会协商便敲定军事行动，甚至在参议院四次否决限制战争权力议案的情况下，仍持续加码对伊打击，将“行政单边主义”推向新高度。
但这场激进实验在司法与立法层面遭遇双重挫败。访谈中伊斯格直言，特朗普的核心政策议程在法院几乎全线失利，关税、国民警卫队联邦化、针对政敌的司法打压均被否决，出生公民权行政令也大概率会被最高法院以7∶2乃至9∶0的压倒性票数推翻。而对伊军事行动虽暂时未进入司法审查程序，但其合法性已引发广泛质疑：宪法明确将宣战权赋予国会，1973年《战争权力决议案》进一步规定，总统仅能在国家遭遇攻击或迫在眉睫的威胁时采取有限军事行动，且需在60天内获得国会授权。特朗普政府以“阻止核扩散”为由动武，但这一理由并未满足“即时威胁”的法律标准，多名民主党议员直指其行动“严重违宪”，甚至构成弹劾事由。
特朗普在司法领域的失败，本质是最高法院对行政权边界的清晰划定。当前最高法院的立场明确：在行政分支内部，总统对联邦机构拥有最高指挥权，可直接任免官员、调配资金，这一原则让特朗普在此类议题上收获部分胜诉；但在涉及国会立法权、宪法明确划分的权限领域——包括贸易关税、公民身份定义，以及核心的战争授权与军事行动权限——总统无权以行政令越界替代立法。历史上，最高法院曾在“扬斯敦钢铁公司诉索耶案”等判例中明确限制总统在战争相关事务中的单边权力，强调“战争权的全部行使归属于国会”。尽管对伊战争尚未诉至最高法院，但伊斯格预测，若国会或相关方提起诉讼，法院大概率会依据宪法原则裁定总统越权。
外界一度担忧特朗普会效仿安德鲁・杰克逊无视最高法院裁决，或持续对抗国会对战争权力的限制。但从现实看，面对司法层面的连续失利，特朗普仅停留在社交媒体抨击，并未发起实质性对抗；针对参议院的多次否决，其政府虽未停止对伊军事行动，但也未能进一步扩大战事规模。伊斯格认为，最高法院两百余年积累的制度合法性远胜单一总统任期，而国会的战争授权仍是军事行动的合法根基——即便共和党控制参议院，特朗普也难以长期维持未经授权的战争，行政官员更不愿冒险违抗司法裁决或国会立法，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。
最高法院内部的权力格局，也为制衡行政权提供了深层支撑。除保守派与自由派六三划分外，大法官间更核心的分歧在于“制度主义”立场：卡瓦诺、卡根等高制度主义者倾向以温和立场争取广泛多数意见，维护法院权威与判例延续性；戈萨奇、杰克逊等低制度主义者则更坚持个人法律解读，但即便如此，在宪法明确划分的权力边界问题上，大法官们共识显著。伊斯格指出，无论意识形态如何，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均认可“国会不得缺位”的原则——近二十年来持续收紧行政权，正是为倒逼国会重新履行立法职能，避免总统以单边行动彻底取代两党协商，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战争权力领域。
针对当前“帝王总统”对抗“强势司法”、国会持续缺位的困境，伊斯格并不支持激进改革。她承认，由九位大法官裁决重大议题确有缺陷，但废除司法审查、推行大法官任期限制等方案会导致司法政治化，损害独立地位。更合理的路径是结束法官挑选乱象、设立强制伦理规范、简化宪法修正程序，同时唤醒国会履职意识——对伊战争的争议恰恰说明，当立法机构放弃对战争权的监督，总统的行政扩张便会失去最重要的制衡。
长远来看，美国宪制困境的核心不在法院，而在国会。当立法机构长期瘫痪、两党对立加剧，总统自然倾向以行政令填补治理空白，甚至在军事行动等核心领域单边决断，法院则被迫成为最终裁决者，形成权力失衡格局。特朗普的失败——无论是国内政策的司法挫败，还是对伊战争的合法性争议——均证明单边行政路线难以持续。美国政治能否走出循环，取决于选民能否选出愿意立法、善于协商的国会，让三权回归平衡。
这场持续百年的行政权扩张实验，在特朗普手中走向失败。最高法院以司法制衡守住了权力边界，但这并非制度胜利，只是国会失灵下的无奈代偿。美国宪制的真正出路，不在于削弱法院或纵容总统，而在于让立法分支重新崛起，在战争授权、政策制定等关键领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，让治理重回协商与法治轨道。而伊朗战争引发的争议，或将成为唤醒美国政治体制反思的重要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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