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，上海儿童医院有个5岁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，一直高烧不退，口鼻出血，生命危在旦夕，一位医生知道后，7天就让小女孩的情况好转，一个多月痊愈出院，30多年后，女孩依然健康的活着。
2020年的一天，一位中年女子领着孩子专程来到上海瑞金医院，要见一位已经快百岁的老医生。一见面，她就红了眼眶。原来，她就是1986年那个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5岁小姑娘。如今30多年过去，她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还成了家、有了孩子。而当年救她的医生，正是王振义。
1924年，王振义出生在上海，老家在江苏兴化。父亲是做生意的，家里八个孩子，日子并不宽裕，但父亲很看重教育，尤其希望家里能出个医生，因为医生能实实在在地帮人。
王振义把父亲这话记住了，后来考进震旦大学医学院，194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进入当时号称“远东第一大医院”的广慈医院，也就是瑞金医院的前身。
刚进医院那会儿，王振义的日子只能用“拼”来形容。他一个人管48张病床，上午泡在病房，晚上值夜班，第二天一早又得扎进传染病房看几十号病人，常常连轴转三四天才捞到一个整觉。即便忙成这样，他还是在老师指导下挤出时间做研究。这种挤出来的习惯，后来跟了他一辈子。
1952年，医院新成立血液科，缺人缺得厉害。王振义二话没说就转了过去，跟着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一头扎进血液病的世界。那时候的血液病研究，很多地方还是空白。有一回他发现，有些病人拔完牙后血流不止，问了一圈，大家都说是正常现象。
可王振义不这么想，他偏要弄个明白。实验室里条件有限，连关键的硅胶材料都没有。他琢磨来琢磨去，忽然想到石蜡表面也有那种滑腻不沾的特性，能不能代替？一试，还真成了。就是用这个土办法，他查明了血浆凝血因子的秘密，确立了一套中国人自己的检测方法。
真正刺痛他、也改变他后半生的，是五十年代末他走进白血病病房的那一刻。在那里，他亲眼见到几十个孩子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，一个个被白血病夺走生命。那种无力感让他整宿整宿睡不着。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种能把白血病扳过来的办法。
这条路一走就是二十多年。国外的文献被他翻烂了，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，始终没看到曙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篇国外的论文让他眼前一亮：有科学家在小鼠身上证实，白血病细胞竟然可以“改邪归正”，重新分化成正常细胞。这个“诱导分化”的思路，让他看见了方向。
可具体用什么药来诱导，又卡住了。1983年，他在文献中读到，有一种叫“13-顺维甲酸”的药物能诱导肿瘤细胞分化，但国内根本买不到。找来找去，手边只有一种治疗皮肤病的全反式维甲酸。王振义决定不等了，就用它来试。
1986年5月，王振义的妻子谢竞雄——当时是上海儿童医院血液科教授——急匆匆地告诉他，科里来了一个5岁的浙江女孩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，高烧不退，口鼻出血，已经病危。
王振义听完，心里有了个大胆的念头。他找到女孩的父母，把前前后后说清楚，征得了他们的同意。然后，他让女孩口服了全反式维甲酸。
头几天，病房里的气氛还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可一个星期后，一直烧得迷迷糊糊的女孩，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烧退了，出血也止住了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女孩痊愈出院。这个被看成绝症的病，居然被一种皮肤药给打败了。
女孩的成功，让王振义激动不已，但他更着急的是，还有多少同样的病人正在死去。他做了一件今天听起来很难想象的事：让他的学生——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血液学专家的陈竺和夫人陈赛娟——骑上自行车，跑遍上海的大小医院，去一个个寻找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。
每找到一个，王振义就自己上门去和医院谈、和家属谈。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，他当场写保证书，白纸黑字地承诺：出了任何问题，由我王振义一个人承担。就靠着这股子担当，他收治了首批24例病人，结果23例完全缓解，缓解率超过90%。那一刻，全球血液学界都被震动了。
按理说，这时候申请专利、制定高价，他完全可以名利双收。可王振义偏偏不。他主动放弃了专利申请，理由简单得让人心里发酸：“我怕穷人吃不起药。”他研究这个药的初衷是救命，不是赚钱。
最终，当全反式维甲酸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时，一盒的价格仅仅十几块钱，就算到今天，也维持在300元左右，还进了医保。他就是要把救命药，定成老百姓买得起的“白菜价”。
这种看淡名利的心性，贯穿了他的一生。1996年，他获得“求是”杰出科学家奖，100万元奖金，他当场就把40万捐给医院，40万捐给学校，10万捐给血液研究所。
2011年，他拿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500万元的奖金，他留了一小部分给一同奋战的团队成员，剩下的450万元又全部捐给了医院。在他眼里，这些钱要用到有用的地方，才算有价值。
他不是药神，却凭一己之力，让一种最凶险的白血病生存率达到了93%。他手中的药很便宜，但他那颗心，无比金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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